今年前三个季度我国GDP连续保持了6.7%的增速，同时，PPI摆脱了自2012年3月以来持续4年半的负增长，这说明我国经济正在摆脱通货紧缩的阴影，L型经济筑底正在逐步形成。同时，随着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推进，我国经济结构呈现出好转的迹象：其一，在三次产业中，第二产业去产能稳步推进，第三产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。在工业化继续深度推进的同时，我国已经成为服务业主导的经济体;其二，在第二产业中，产业结构正在向中高端演进。一方面，中上游原材料行业低增速，甚至是负增长，另一方面，汽车制造、计算机、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、医药制造业等中高端制造业增速快于，甚至远远快于二产平均增速;其三，从需求结构看，外需对GDP贡献持续为负，资本形成的贡献已经下降到2009年以来最低水平，但同期最终消费的比重上升到了71%，我国已经成为依靠消费拉动的经济体。
影响未来中国经济走势的首要因素是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推进，尤其是当我国已经成为服务业主导的经济体之后，包括科教文卫在内的现代服务业的体制改革尚无重大进展，国企改革需要继续推进。从短期因素看，自去年以来我国第三产业中的FIRE产业(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)，尤其是房地产增速显著快于三产总体增速。今年前三季度，房地产业增加值增速保持在9%左右，远远高于三产7.6%和6.7%的GDP增速。随着四季度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，FIRE产业将会受到抑制。这有助于控制我国的金融风险，但同时在四季度将会对GDP增速产生影响。如果其他产业没有显著提升，四季度GDP增速可能会低于前三个季度。
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，核心问题是去杠杆、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。就去杠杆问题而言，首先是去国有企业的杠杆。因为国有企业的债务占到整个非金融企业的70%以上，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已经上升到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点。同时，国企的ROE不仅显著低于非国有企业，而且，其下降速度也非常快。按照目前国企ROE的水平，即使实施债务置换，将银行贷款变成企业债券，也难以有效负担。
对于企业部门的去杠杆，其一是从负债端入手，通过债转股、清理僵尸企业债务等手段，来减少负债;其二是从资产端入手，通过改善企业治理结构、引入新技术等手段，提高资产利润率。从资产端入手是去杠杆的关键，因为微观企业资产端的资产利润率提高了，在宏观上就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潜在增长率，从而也从供给侧解决了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问题。总之，负债端的去杠杆必须和提高资产端的资产利润率结合起来。这种结合可以通过两种方法：其一，优化负债的企业和行业结构，增加ROE高的企业和行业负债，减少那些无望改善资产端效率的企业和行业负债;其二，通过债转股，改善企业的股东结构和治理结构，最终提高资产端的效率。
去杠杆的第二个重点是防止居民部门继续、过快加杠杆。居民部门加杠杆可能比企业部门加杠杆更加危险。从其他多家的教训看，几乎所有的金融危机都是因为居民部门加杠杆和房地产市场异常**，如1990年日本的泡沫经济危机、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、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和2009年的欧债危机。在这些危机前，居民部门的负债增速都显著加快，而且，居民部门负债占包括政府、企业、居民部门在内的整个非金融部门负债的比重也显著上升。
从我国的情况看，表面上居民部门负债问题不突出。例如，以2015年杠杆率来看，我国总杠杆率与美国一样，都是233%。我国居民、企业、政府的杠杆率分别是40%、162%和31%;美国居民、企业、政府的杠杆率分别是77%、67%和89%。似乎我国杠杆率的突出问题是企业部门杠杆率过高，居民部门杠杆率较低。但是，这个测算是以居民部门负债与GDP之比来统计的，如果以居民部门负债与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来算的话，居民部门的实际杠杆率要乘以1.7，因为在我国的GDP中，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只占到60%多一点。此外，我国居民部门负债上升的速度也非常快，在2011年到2016年的五年时间里，居民部门负债上升的幅度超过了50%以上。可以与1990年日本的泡沫经济危机、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、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和2009年的欧债危机做一个对比，在这几次危机爆发前五年，各国居民部门负债上升的幅度分别为：日本44%、美国39%、希腊51%、西班牙37%、意大利30%。
总之，在L型筑底逐步形成、经济结构调整加快的过程中，核心的问题是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。既要从负债端和资产端解决企业部门杠杆率过高的问题，又要防止居民部门负债过快上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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